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坚决，态度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1935年1月，贵州遵义城里冷得要命，在一栋两层小楼里，二十多个红军将领围坐在一起。
这些人脸色都不太好，军装也破破烂烂的，很多人身上还带着伤，从江西出发时有八万六千人，经过湘江那场恶战，现在只剩下不到四万了。
这支队伍能不能活下去，就看这次会议怎么决定了。
会议开到关键时刻，主持会议的博古戴着眼镜，他承认反"围剿"失败了，也承认转移路上损失很大，但他更多是说敌人太强大、物资不够这些客观原因。
周恩来接着发言，他从具体指挥和战术上指出问题，还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这么一说，会场气氛稍微缓和了点。
张闻天站起来发言，手里拿着几页纸，他说得很明白，过去军事路线的根本问题就是脱离实际，接着毛泽东开始讲话，他没拿稿子，话说得很实在但很有力量。
他从打仗的基本道理讲起：要了解敌人和自己，要会利用地形，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能和强敌硬拼消耗。
他把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和第五次的失败做了对比，把指挥上的失误分析得很清楚。
他打了个比方：人饿了要吃饭，路要一步一步走，子弹能打死敌人，这些都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有些指挥者却忘了这些。
毛泽东说完后，腹部还带着伤的王稼祥撑着椅子站起来，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还说要改变军事领导。
这个表态一下子打破了原来的平衡，接着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这些将领一个接一个发言，他们从湘江的惨烈讲到一路上的被动，话说得很沉痛，要求改变指挥的声音越来越强。
但也有不同意见，共青团负责人凯丰情绪很激动，他怀疑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能不能适应现代战争。
博古本人虽然压力很大，心里还是没有完全接受批评，不过这些意见在会场已经成了少数。
经过三天激烈讨论，会议作出关键决定：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军事指挥由周恩来最后决定，毛泽东协助。
不久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成立，实际负责作战指挥。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红军终于在遵义改变了方向。
这次会议的大背景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连续失败。
当时主持工作的博古等人深受"正规战"理论影响，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死搬外国经验，导致红军和强敌打阵地战、拼消耗，最后丢了根据地被迫转移。
长征刚开始时，队伍带着大量物资，行动缓慢，在湘江边遭到惨重损失，全军上下都感到困惑和不满，改变指挥已经成为大家的共同想法。
会议的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了，采用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后，红军在川黔滇边境灵活穿插，四渡赤水，成功甩开追兵，后来又巧渡金沙江，跳出包围圈。
虽然前面还有很多困难，但队伍重新有了活力，士气也提高了。
为了传达会议精神，陈云在向云南行军的路上起草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向各级干部详细解释会议内容。
这份在马背上写出来的手稿，成为后人了解会议的重要原始记录。
那年秋天，中央派陈云去了莫斯科，专门跟共产国际做汇报，把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和新的领导方针都跟他们说清楚了。
遵义会议的意义远远超过一次人事调整，它在危急关头证明：真正的生命力来自实事求是，来自有勇气纠正错误、找到符合实际的道路。
那座小楼里的三天，完成了一次痛苦的转变，却由此走出了一条通向未来的生路。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领导一支军队还是一个国家，都必须让思想符合实际，让行动扎根于土地，这正是遵义会议留给后人最宝贵的启示。
会议结束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开始了一系列灵活机动的作战行动，四渡赤水之战成为红军长征中的经典战例。
毛泽东充分利用贵州、四川、云南交界处复杂的地形和国民党军各部之间的矛盾，指挥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来回穿梭，让敌人摸不清红军主力在哪里。
这种打法完全不同于之前李德指挥时的硬碰硬，而是避实就虚，专打敌人的薄弱环节，红军虽然人数少、装备差，但通过灵活的运动战，成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遵义会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处理党内矛盾的方式，博古虽然被撤职，但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还公开承认错误。
凯丰虽然当时激烈反对毛泽东，但后来也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继续为革命工作。
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既坚持原则，又团结同志，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人凝聚在一起。
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看，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在这之前，中国革命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
以前咱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多少会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而遵义会议打破了这个惯例，咱们完全自己说了算。这件事，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成熟的重要体现。
从此以后，中国革命走上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能够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配资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